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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特点：
26参见崔永东：《和谐社会与刑诉价值观的更新》，载《政法论丛》2010年第3期。
但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兴起的实证法学把研究兴趣转移到国家实证法上，并执着地认为国家实证法构成司法裁判的唯一正当理由，在此基础上，他们主张只有国家制定的法律才是法学研究的对象，除此之外的其他因素都不应该成为法学研究的对象。霍布斯的主观权利说详细表达了自然法与国家实证法的关系，但是，他的主观权利说奠基于利己主义及人性恶的自然本性之上，这就使该理论面临一些难以自圆其说的困难：一是无法说明人的主观权利为什么需要保护，二是既然人之本性如野兽一样恶，他们又如何缔结契约、进入政治社会？于是，事情发展到18世纪时，康德从道德视角对主观权利进行了论证。
实证论者认为，作为法律规则之主要载体的语言存在着"意义中心"与"边缘结构"，一般案件大多可以在法律规则的意义中心予以裁判，规则发挥着法律的约束作用，这种情况下，规则的语义约束力量确保着法律的确定性。但与此同时，由于规则的适用有赖于法官的前见，而法官的前见是在他所生活的文化传统、历史情景中获得的，不论这种历史传统表现出多大的系统性、规范性，它毕竟是一个自生、自发的系统。诠释学最初发轫于研究圣经的解经学，这是一门力求在圣典中发现神意的解释技艺。但在疑难案件中，由于人们对法律规则边缘部分的含义产生争议，法律变成不确定的了。而原则没有具体规定自身的适用条件，它只是对某一种状态的原则性表达或价值性宣称，所以原则并不能以全有全无的方式加以适用。
虽然理由对结论的合理性支持关系在支持强度上弱于逻辑蕴涵关系，但是，只要这些理由彼此之间能够形成相互支持的结构，它们在整体上就会对结论产生非常强的支持关系。作者认为，社会本质论在内容上对阶级本质论进行了立场鲜明的批判，但是，它在方法上并没有新的突破，社会本质论者和阶级本质论者一样都以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为基础，即首先假定或确信法律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我们一定能够发现这一本质，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其他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在法官作为修辞者的情况下，他不能将整个裁判过程的成败完全系于能否获得听众认可，因为"与普通的政治性演讲相比，法律原则只准许我们在一个更为狭窄的范围内提供可以用来辩护的论据"。
即便如此，对亚里士多德而言，修辞也只是找出使人信服的结论的方式，而不具有揭示真理的当然作用。在现代法治社会，随着人们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某一案件的解决方式和裁判结果会迅速影响其他人未来的行为选择。因为不管讨论什么样的话题，公道的人与其他演说者比较起来总是能够更加迅速地赢得我们更大的信任，"演说者的人格可以说是最有效的说服手段"， 由此带动当事人以及整个社会公众规则意识的培养。例如，当前国内司法实践中盛行的"背靠背"调解法，法官有时候可能会向双方当事人分别传递不同甚至是相反的信息，以获得双方当事人的认可。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理想，要求我国的法官必须有一种超越现实的勇气与认识，在法律修辞活动中长期坚持促进整个社会公众规则意识提高的立场，提高人们对法律规则的认同程度，建立依法解决纠纷的长效机制。因而关于正义概念的形式化表达就是："对于本质属性上相似的各种情况，应当予以平等对待"。
然而，听众在法律修辞中的作用是受限制的。"重实体、轻程序"的思维模式是与法官强烈的个案意识相伴而生的，他们有时宁愿使判决违背法律的明文规定，也要使其合乎情理，便于接受。[关键词]法律修辞 法律正义 法律纠纷 规则意识 无论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是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修辞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修辞对正义的从属性或者说修辞的理性要素不再受重视，而如何诉诸于激情或情感，激励听众反对我们的对手，支持我们的事业，则成为古罗马修辞学家研究的重点，修辞成为纯粹关于如何雄辩的理论。
不同于原来受理性主义哲学所排斥的纯粹讲究语言运用技巧的旧修辞学，佩雷尔曼的修辞学理论着重强调古典修辞学中修辞追随正义的立场，因而他将自己的修辞学理论称为新修辞学，以区别于旧修辞学的目的不明性。9.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页。然而，笔者认为修辞的运用并非随心所欲，而应当以正义的实现为目的，修辞在法律领域中的运用亦应当致力于法律正义的实现。但在适用判例制度的环境中，我们需要通过价值判断来比较新旧两个案例的相似性，而这需要我们确定在这两个案例之间哪些价值是可以忽略，而哪些价值是重要的。
36.ChaimPerelman,OldandNewRhetoric,in:PracticalReasoninginHumanAffairs,JamesLGoldenandJosephJPilotta,PublishedbyD.ReidelPublishingCompany,1986,p.3. 37.ChaimPerelman,OldandNewRhetoric,in:PracticalReasoninginHumanAffairs,JamesLGoldenandJosephJPilotta,PublishedbyD.ReidelPublishingCompany,1986,p.3-4. 38.参见廖义铭：《佩雷尔曼之新修辞学》，唐山出版社1997年版，第210-235页。第三，"纠纷解决至上"的思维模式会使法官过分关注个案的实质正义，降低法律的形式化程度，增加司法裁判中同案不同判的几率，淡化法治意识，消弱司法裁判的权威性。
否则，我们就是低估了修辞的价值。以纠纷解决为最终目标的修辞活动，无论是在实践操作还是在理论研究中，都可能会面临着如上风险。
在这种情形下，司法裁判中法官高超的语言修辞能力就会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保障。目前在法律修辞运用过程中显露出来的问题是，司法实践日益重视法律修辞之于纠纷解决的意义而日渐忽略其对规则意识的培养作用。2.参见AustinSaratandThomasR.Kearns：《TheRhetoricofLaw》，古静译，载《北大法律评论》1998年第2辑，第670-674页。本文原发于《法商研究》2013年第2期。42.参见舒国滢：《走进论题学法学》，载《现代法学》2011年第4期。当法官的职责被定位于"定纷止争、案结事了"时，其无须考虑即将作出的判决是否对将来类似案例产生什么影响，也无须期望对整个法律制度的成长作出什么贡献。
30.参见[美]波斯纳：《超越法律》，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70-571页。在修辞理论研究中，无论是对判决可接受性的强调、还是对听众要素的重视，都是围绕着"有效"解决纠纷这一目的展开的。
这迫使法官在处理纠纷时，不得不在直面现实的前提下不断往返流转于各项路线、党政方针、政法政策、法律规范和外部事实之间，综合考虑各种可能影响最终判决形成的因素，以协调平衡好复杂的利益关系。柏拉图的修辞观忽视了修辞不同于诡辩的地方，即修辞的使用含有目的正当的意蕴，而诡辩的意图却是有意使用谬误的推论来颠倒是非。
因此，修辞在他们那里只是一种技艺，而不是知识。法律修辞理论研究也是专注个案纠纷的解决，偏爱判决可接受性的提高，而忽略法律修辞对法律正义的从属性。
在成熟的法治社会，法院所具有的这两种职能通常是协调统一的。另一方面，法官应当树立遵守规则的意识，弱化修辞效果至上论。所以，纯粹形式化的正义要求可以与实质上的不正义对待共存。从其肇始的历史来看，修辞术是民众维护自己财产权益的一种有效手段，它的使用含有目的正当的价值在内。
有学者认为，判决的可接受性是法律修辞目的在司法中的直接体现，对法律修辞因素在司法中的作用具有宏观影响，各种修辞因素的灵活运用取决于判决的可接受性这一"整体指向"，法官在判决书中运用法律修辞可以有效提升判决结论的可接受性，律师和当事人也都可以运用修辞争取法官对本方观点的接受和认同。在这一过程中，法律修辞的积极作用不可或缺。
法官作为掌握法律规则适用权力的主体，应当作为首要的规则意识培养对象。"任何修辞行为的原因都可以追溯到在相关事物中存在着的某一种不确定性……修辞者的任务就是将这种不确定性按照自己的修辞意图转化为某种修辞意义上的确定性。
因此，规则之治是现代法治社会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官员不守法，也会起到非常坏的导向作用。
在法律民主的视角下，只要制定法不被视为仅仅是权力运作的结果，那么司法判决就不仅应该合法，而且应该做到不与社会所认可的基本价值相抵触。受此影响，文艺复兴时期的修辞学成为研究如何使用语言更好表达观点的演说术，修辞学更多地成为文学或英语研究的一部分，而非是对推理的研究。法官的法律修辞活动应当强化当事人以及其他社会公众规则意识的培养并不意味着对纠纷解决目标的放弃。而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修辞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就如英国著名哲学家霍布斯在建立他的公民哲学体系时提到的那样，"两种不可或缺的因素，一是理性，一是修辞" ，修辞与理性相辅相成，二者缺一不可。
" 在法律领域，法律修辞的目标就是将有关法律和事实的不确定性认知逐步转化为确定的认知。"经"指法律原则，"权"指变通，法官判决不仅要根据明文律令规定，而且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作出变通。
受二次世界大战人类价值秩序崩溃的触动，佩雷尔曼反思了当时流行的正义概念，认为只有整合人类社会关于"什么是正义"这一问题的认识并达成共识，才能在深层意识上自觉预防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悲剧重演。四、法律正义的实现：通过法律修辞培养规则意识 在以法律规范作为社会关系主要调整手段的现代社会，人们可以根据已有规则对自己的行为产生一个大致确定的判断，获得个人行动的指南，避免与他人产生冲突造成利益损失，有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在判决理由并不充分或并不显见的情况之下，修辞可以使得判决的合法性得到较小成本的灌输，但在判决理由并不存在或即使存在但并不正当的场合，这种修辞对于法治的危害则是潜在的同时又是巨大的。只有这样，才能建立长远的、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才能在根本意义上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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